香港的退休保险制度

生活总是像一座围城,当大陆人在羡慕香港人的美好生活的时候,香港人自己却不断的唱衰自己的社会。

现在香港实行的退休保险金制度–强积金即是其中一例。以下一篇文章回顾并讨论了香港为何没有建立中央式管理的退休保险金制度而选择了强积金。

港式退休保障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蔡建诚
(最新修订: 2007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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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年长者贫穷与社会不平等

香港年长者的贫穷状况,是传媒经常报导的问题。举例来说,2006年底时综援“年老”个案占全港年龄逾六十岁的人口17%,即每六位就最少有一位属
绝对贫穷的赤贫人士[只计有申请综援者]。七十岁或以上的年长者中,有90%领取综援、伤残津贴或无须经济审查的高龄津贴。不过,舆论往往有意无意间假设
年长者全属一个同质的群体,忽略当中的阶级和性别差异。事实上,在香港这个高度资本主义的城市,年长者的经济处境,除受到其即时的就业状况和其他社会制度
影响外,很大程度受到其前半生的就业史和劳动力市场经历的形塑:一般低收入的职工,除了积蓄有限外,亦往往甚少许多伴随高薪职位而来的职业福利,例如退休
金、医疗保障、公积金等,又缺乏资源去参与各类“投资”(例如买卖房地产、股票等)去防御影响他/她们最大的通胀
(往往又由投机炒卖活动拉动),一旦暂时或长期无法就业时(例如届强制退休年龄、职业伤害劳损、遇上技能无法发挥的“经济结构转型”(资本重组) 和文凭主义等──低下阶层往往因而提早退休),就更易陷入贫穷的苦况。而妇女因参与劳动力市场、薪酬和职级普遍较男性为低,亦较多从事低保障的兼职工种和无酬劳动,晚年时,亦较男性易贫穷。因此,退休保障成为所有人──特别是占大多数的基层市民──的共同关注,并不奇怪。

六、七十年代…

香港退休保障政策的发展,已经历了四十年。早于1965年,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威廉斯夫人应香港政府之邀,来港研究举办社会福利服务及有关事项。次年
她发表报告书,认为香港可能如其他急速工业化的城市一样,人口有老化的趋势,家庭制度却在种种压力下发生变化,无力长期资助赤贫之亲属:

“家庭义务之遂渐演化为集体性之社会义务,并非表示不愿接受家庭责任,或家庭感情已告削弱。在工业经济环境下,家庭及近邻之互
助,已不足应付,非建立社会安全制度不为功。[…]
如能先举办一规模不大,以保障疾病孤寡为主之社会保险制度,则经过一惨淡经营时期后,再谋解决养老问题,并非难事,较之上述[马来亚]强制性之公积金制
度,当胜一筹也。”(1)

威廉斯夫人建议参考外国,成立一个由工人和雇主供款,另加政府拨款补助的社会保险计划,解决年老保障和疾病等问题。她认为此举除可搜集不少关于社会问题的资料外,更代表社会正式承认公民的福利,可减少劳资双方供款时的反感,并可减少用于救济的公帑。

其后,政府成立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于1967年4月发表报告书,认为公积金只与个人供款挂勾,没有风险分担的功能,社会不适宜以此作为老年保障。报告书提出社会保险的原则,建议逐步建立保障疾病、医疗、老年、孤寡、工伤、生育和失业的全面社会保险制度 (该报告书还建议订立法定最低工资),认为香港应即时为将来的人口老化及退休保障问题未雨绸缪,拖延愈久,日后成本愈大。工作小组指出:

“有些人辩称,社会保障制度是不宜在本港施行的,因为这个制度是需要极大财力才能完成,并且会使到每个人都享受福利国家所提供的
奢侈生活。这种论调,我们是不能接受的。[…]相反地,没有施行社会保险制度的代价才是昂贵的,因为问题将会随着时光的消逝而日趋严重,因而使到这一
代价亦日益提高 [笔者按:指纳税人的税务负担]。”(2)

但当时辅政司认为报告的建议在财政上不可行。1971年港府设立需经济审查的公共援助计划,1973年设立非供款性的现金津贴时,均认为雇主及市民
不会接受强制性供款,而且政府的行政费用又太高。1977年政府发表了《社会保障──为最不能自助者提供帮助》绿皮书,后来引进长期补助金及高龄补助金,
及将高龄津贴降至七十岁,但成立一个中央统筹半自愿性疾病伤亡社会保险的建议,却在资方的大力反对下,于1981年时遭港督否决。

七、八十年代:基层团体开始积极争取

香港的基层团体积极参与争取退休保障,可以追溯至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后期。例如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于1977年进行调查,对供款式的社会保障计划
看法访问了500位职工,当中八成半表示愿意参加,三分一表示愿意以其入息的5%或更多作为供款。1983年,大专学生、社工、劳工和学者组成民间团体“
关注社会保障委员会”,出版《民间社会保险计划绿皮书》,要求为退休、失业、工伤及分娩提供全面性的社会保险。

同期,一些劳工团体拟定中央公积金方案,后来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劳工界的争取蓝本。所谓“中央”,是指一个集中供款、管理和监察的公积金,或由政府直
接管理,或以合约方式遴选多个独立机构分散投资并引入竞争,并另设独立机构作近距离监管。政府可要求这些机构负起再保险责任和采取稳健的投资策略,减低投
资和舞弊风险,增加市民的信心。国际社会保障专家组织在订定廿一世纪的社会保障政策的目标时,曾强调“负责任的政府不应采用私营财务机构来营办社会保障的
财务安排,包括不应允许退休金转包给私营承办。”(政策条文第202、203及262节)及国际劳工组织1952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第102公约规定
“政府应对于有关的社会保障机构和服务设施的良好经营承担总责任”的要求。

退休保障涉跨阶层矛盾

但雇主团体认为当时香港前景不明朗,设立中央公积金又会增加经营成本。中英双方签署发表联合声明后,关注社保委员会与其他民间团体积极展开争取行
动,港府在面对社会压力下,于1986年11出版了一份谘询文件《中央公积金评估分析》,但不作公开谘询,内部谘询的对象只局限于银行和保险业、经济学
者、劳工顾问委员会和以高级行政人员和工商界人士为主的社会福利谘询委员会。据当时论政团体香港政策透视的谭阜全估计,不作公开谘询,可能是文件不但涉及
政府的责任承担,更触及跨阶层的矛盾冲突,一旦公开,势将难以把焦点转移至(中下)阶层内部的利益对峙 (3)。

1987年5月时立法局休会辨论时,工商界议员指中央公积金会使投资成本增加,政府又要花费一笔行政费用去管理数目庞大的公积金。至1987年10月港督卫弈信
施政报告中宣布不设立中央公积金或强制性公积金计划,认为“对于最有需要的人,即那些没有固定工作或入息微薄的人,所能提供的利益反而最少”。政府亦担心
若积存在政府的资金庞大,不但难于管理,若流入金融市场会导致混乱,对本港经济有严重影响。然而,当时政府本身已有管理数以千亿元计的外汇基金的多年经
验。

1989年11月,中巴员工因抗议公司的新退休金计划发起工业行动,再次引起社会人士对退休保障制度化的诉求。1991年时代表劳工界的谭耀宗议员[1985年立法局首次引入间选议员)在立法局动议辩论重新研究设立中央公积金计划,但动议在工商界议员和官守议员的夹击下被否决。当时的教育及人力统筹司陈祖泽指,政府虽然反对设立中央公积金,但会改善长期服务金法例、监察私人职业退休金计划和修订破产欠薪基金条例。

八、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初,民间在退休保障政策的理念和具体方案上均有重要突破。1989年12月香港社会保障学会草拟《三方供款老
年保障方案》,建议采用社会保险制度由劳资官三方各供2%,使全港市民每月领取工资三至四成的划一退休金。方案后来更经精算师评估,在较悲观的预测下仍可
渡过五十年。这方案在不少基层团体引起讨论,亦间接引发更多不同的方案和争取联盟的出现,例如工联会的《老有所养综合退休保障方案》、和由工会、劳工团
体、宗教团体和社工团体组成的“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会议”等。经过不少的讨论,中央公积金、三方供款社会保险金计划或综合两者的双层方案,逐渐成为基层
团体的争取目标。

1991年时立法局开始引入直选议席,政府遂于11月抢先成立跨部门的“退休保障工作小组”,负责检讨各项可为工人改善退休保障的方案,但排除中央
公积金。当时行政局原则上同意成立一个强制性私营公积金的制度。1991年12月立法局通过谭耀宗的动议“欢迎政府立法推行强制性退休保障制度”,当时新
委任的议员唐英年有感于政府不肯承担强制性退休保障计划的负债保证,提出修订要求政府重新考虑中央公积金,但谭耀宗、另一名劳工界代表彭震海及社会福利界议员许贤发,基于过往争取中央公积金的历史,担心会给政府和雇主团体有藉口拖延制订退休保障计划,与工商界、专业界及官守议员一同否决了唐英年的修订。当时唐英年在致词时指

我并非主张实行中央公积金,亦绝非主张押后研究退休保障计划。[…]由银行、保险公司、精算公司及类似机构管理的私人机构退休基金,在若干情况下,可能会更具效益及令收益增值更大,但实际上有时可能亦只是假象而已,特别是当所涉及的金额庞大。[…]

当我们谈及退休金时,我们便联想到在年老无法工作或赚取入息时所需要的经济保障。倘我们的基金是由私人机构、银行、保险公司或精算公司管理,则当我们将要
提取款项时,有关银行或精算公司是否依然存在?政府现时可否保证若我们把辛苦赚取的金钱交给有信誉的私人基金管理人,我们定可在多年后悉数取回?我们期望
能够获政府保证该等精算公司在10或20年后仍健全或仍在香港运作,是否合乎情理?当保险公司或精算公司未能履行赔偿责任或需要清盘时,最后应由谁人负责
赔偿给支取长俸的退休人士?[…]

抑或政府有意告诉我们,它会任由这些可怜人士整辈子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付出供款,但他们辛苦赚取的金钱最终可能并非因其过失而化为乌有。[…]

目前香港已经实施多项雇佣条例,透过订定各种补偿计划而确保本港工人的利益。该等法例不断获劳工处修订及努力执行。推行退休保障计划,将会造成一些不合常
规的情况,例如享受双重得益或雇主须付双重款项。我认为我们应修订本港的雇佣条例,以免出现双重利益的情况,惟可订立一段过渡期,以消除此等不正常的情况
[笔者按:唐英年应是指长期服务金和遗散费──后来的强积金计划顺应雇主的意愿,两项都可以从为雇员的供款中扣除,结果几乎没有增加雇主的额外成本]。[…]

我想指出,在本港的自由市场环境下,渴望争取更多生意的基金经理必会投资在收益率高的生产事业上,以图获取更高收益,但收益愈高,风险便愈大,如此庞大的金额流入金融市场的影响暂且不提,在现今竞争剧烈的诡谲时势下,本港领取长俸的人士是否已获得充分保障?(4)

官商批评私营公积金问题严重

后来,唐英年再发表文章,指“市民就有权要求政府作出最大的保障。政府不能将之与不承担银行倒闭风险提并论,因为市民有权选择储蓄在银行与否,市民
若信不过银行,他们有权决定把钱放在家中的饼干盒里,后果全由自己去承担。但‘退休保障计划’却是政府强迫所有雇员和雇主参加,政府就有责任去承担有可能
出现的风险。”,并引“国商事件”和由1983年保险业监理处成立以来十五间保险公司先后倒闭的例子,指“保障成效有多大,大家心里有数”,要求政府对退
休保障计划作最低限度的风险承担,包括有可能出现的蓄意讹骗,和保险或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失败破产和倒闭。他又认为强制性退休保障计划未能使已退休人士、接
近退休的年长者、以及低收入的人士受惠,呼吁政府改善及提高高龄津贴和公共援助的金额,并为他们设立类似老人退休金的福利计划 (5)。

1992年10月,政府的工作小组发表一份题为《全港推行的退休保障制度的谘询文件》。政府在文件中建议为所有65岁以下的全职雇员推行强制性供款的私营退休计划,当时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范徐丽泰曾指全港三份之二工人不受惠于私人公积金计划,故此有必要设立极为类似今天强积金计划的强制性退休保障制度(6)。但经三个月谘询后,所有政党和大部份市民反对,期间邀请顾问公司进行分析,亦得出不赞成的结果,政府被迫搁置这项建议。

此外,政府本身亦认为私营退休计划普遍存在的较高的投资亏损风险,除了由政府作出保证外,便再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提供保险,而且会给与雇主和雇员沉
重的行政负担,又要有一个庞大的架构,负责规管大量私营计划,以及解决所产生的纠纷 ,“问题实在较我们原先想象的更为严重”
(7)。至于民间批评“在未来一段颇长时间,大部份市民将仍无法获得合理的退休保障。退休保障计划并不惠及工作人口以外的人士,包括退休人士。此外,现已
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士,并没有足够时间累积合理的退休金额”,政府称内部检讨的结果,以及根据“顾问的专门意见”,令政府“相信这些批评是有根据的
”(8)。

戏剧性的结果

持续的民间压力和具说服力的民间另类方案双管齐下,政府教育及人力统筹科于1993年12月15日向立法局建议采用强制性供款的老年退休金计划,建
议向所有合资格的年长者每月发放划一金额的退休金。政府表示,与中央公积金及强制性退休保障制度比较,老年退休金计划可即时为年长者提供退休金,无须等候
30至40年,而涵盖范围广泛,低收入人士、退休人士、家庭主妇及工作人口以外的人士都纳入保障;可保证提供不受通胀、供款人收入和投资回报不稳定影响的
起码收入,但供款率较中央公积金或强制性退休保障制度之下的供款率为低 (笔者按:这是由于资源向下再分配)。

政府其后于1994年7月发表题为《生活有保障、晚年可安享》的谘询文件,就老年退休金计划征询公众意见,建议所有年满65岁或以上的合资格居民将可以每
月领取退休金,金额约为工资中位数的30%(以1994年的价格计算则为2,300港元),每年以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为调整指标。经费方面,将来自雇主及雇
员的强制性供款,供款率为雇员收入的3%,由雇主和雇员平均分担。政府计划注资100亿港元提供计划成立的经费,使可即时发放退休金给合资格人士
(9)。不过,政府并无公开较详细的资料,为何总供款率比民间团体经过精算的方案更低。

社会各界其后就推行拟议的老年退休金计划展开激烈讨论,多个民意调查都显示市民普遍支持政府的计划(例如,1994年7月18日《明报》调查结
果,81%被访者接受老年退休金计划),基层团体遂同时要求政府供款,作出更大的承担。工商界人士却透过特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 (预委会) 争取中方反对。同时,78位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者在报章上发表联署声明 (按:笔者的印象,当时联署者还包括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系教授周永新),
指老年退休金计划“未能针对有需要的人、成本高而效益低”,指西方国家在过去数十年采取“随收随支”的社会保障计划而导致供款率大增,“泥足深陷”,建议
采用公积金制度。但西方国家普遍提供的是两层或三层的退休保障制度
(包括基本金额、与入息挂勾的附加金额和企业公积金)及工资六成替代率的退休金水平,并非如当时政府的方案只建议设立一层的制度及划一的中位工资三成给付
水平,而当期各国的公积金制度平均总供款率已达21%,新加坡的更达40% (1991年的数字),远比政府或其他民间团体建议的供款率为高。

谭耀宗在1994年11月在立法局提出动议,认为政府必须对老年退休金计划作出更大的财政承担,同时,应充分重视市民在谘询期内所提的意见,使计划更趋完善。但代表工商专联的田北俊议员(功能界别的工业界(一)),强烈质疑署理教育统筹司林焕光声称其办事处接获的4900份意见书,“大部分都赞成推行老年退休金计划的说法”,指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及香港工业总会,均反对老年退休金计划,认为应将社会福利及退休金分开。田北俊提出修订动议,要求认真考虑各项有关公积金的建议,并改善为有需要的年长者须进行经济状况调查的社会福利(笔者按:即公援/综援)。结果田北俊的修订动议在立法局通过 (10)。

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急转直下。政府于1995年1月宣布,认为由于立法局于1994年时对老年退休金计划“不表支持”,公众对老年退休金计划
的意见又“过于分歧”,当局决定放弃推行老年退休金计划,当时浸会大学社工系教授莫泰基指出分析和总结民意的谘询过程缺乏独立性,民意甚至遭受扭曲,“只
有30人样本调查的反对结果抵销超过千人的民意支持结果,以数名人员的公司反对意见书抵销数千人有身分证号码的签名支持书” (11)。除了港督、行政局成员和几位高官外,可能没有人能肯定当时政府为何出尔反尔,虽然港大法律系何锦璇教授提出政府当初抛出使很多基层市民雀跃(但不无疑问)的谘询文件,其实只为赢得议员对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支持而已 (12)。

两个月后,政府于1995年3月8日在立法局提出动议,重提引进强制性的私营职业退休保障计划,理由据称是社会上“似乎广泛支持”,更威胁这是政府
提出实施任何退休保障制度的最后机会,但却从未对该计划再作出任何公开谘询,亦没有公布花了数千万元对当年“强制性供款的私营退休计划”的“研究”结果
(13)。当时,立法局内很多议员对当局急速转变立场,提出激烈的批评。例如李卓人议员指责:

“布政司陈方安生以捍卫行政主导为理由,推翻何敏嘉议员的输入外劳私人条例草案,为何现在又不以行政主
导来捍卫老人金计划?再举彭定康先生的政改方案为例,当时民意同样严重分歧,甚至可以说较老人金计划更具争议性、意见更分歧,但彭定康先生仍是照样“去马
”,交由立法局审议,而最后获得通过,为何今次对老人金计划不能照样“去马”?最令人不满的是,政府显然是退缩,但又把责任推卸在立法局身上,说只有一位
立法局议员支持,其他皆附有条件,以立法局为代罪羔羊。政府不做也罢,为何要推卸给立法局?政府真是这么尊重立法局意见?我想重提刘千石先生的修订条例草
案,当时刘千石先生得到大多数立法局议员投票支持,梁文建先生还不是照样藐视立法局意见而收回条例草案?为何政府当时不听立法局意见,现在反过来装作非常
听取立法局的意见,然后把责任都推卸到立法局身上,说是立法局要搁置老人金计划?我认为这是恶劣、卑劣的行径,显示政府方寸尽失。而总督及政府高官未搁置
老人金计划之前,还一直推销,使全港老人家都以为很快会有老人金计划,从此可以过有尊严的退休生活。政府把老人家的期望推至最高,然后又突然‘转?’,使
他们陷于失望的深渊,所以亦难怪有些老人在情人节当天说彭定康是‘花花公子’,玩弄了他们,相信全港老人家都有同样想法。”(14)


过,立法局最后仍是以28票对21票通过政府提出的动议。政府其后于1995年6月14日向立法局提交与在强积金有关的主体法案《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
例》(第485章),并于1995年7月27日通过,为退休金缴纳供款的架构订定条文。后来虽然新一届有史以来民主成份最高的立法局,成功以大比数动过李
卓人议员的动议,促请政府从速成立老年退休金 (1995年12月),但政府没有理会。

九七“回归”后,由中方成立的临时立法会于1998年4月1日迅速通过为监管强积金制度的运作订定详细规则的强积金计划附属法例,完
成所有立法工作,两天后又通过拨款五十亿元成立强积金管理局。该积金局于1998年9月正式成立,负责监察强积金制度的运作情况,现任行政总监为陈唐芷青
女士,每年总薪酬达五百四十万元。

1998年年尾亚洲发生金融风暴,区内股市值平均锐减四成。

根据强积金制度,年龄介乎18至65岁的雇员和自雇人士均须参加强积金计划,雇主和雇员各自须按最低及最高入息水平内雇员有关入息的5%,向已注册
的强积金信托计划供款。最低有关入息水平由最初的每月4,000元增加至现时的5,000港元,最高入息水平则一直为每月2万元。自雇人士亦须按本人有关
入息的5% 供款。雇员在转职或终止受雇时可把累算权益转移至另一计划,保存至年届65岁退休年龄方可提取。强积金制度于2000年12月1日实施。

金融保险财团成最大得益者

当时民间对强行通过强积金计划,有强烈的批评,例如莫泰基引用智利早年基金倒闭和先进国家投资欺诈案的例子[全球只有极少数国家,例如澳洲和智利,实行强积金制度;而世界银行曾推崇智利模式为典范),指出私营计划除了高风险 ( 香港更容许投资经理把公积金全数投资于股票上)和有难以监管的结构性缺陷外,每年行政费用高昂,势将侵蚀投资回报 (15)。但当时强积金办事处处长陈甘美华(现任民政事务总署署长)指专业弥偿保险所构成的费用估计只占资产的0.1%-0.15%,便认为“行政费用不会偏高”(《信报》,1997年1月22日)。

可是消费者委员会最近发表的强积金计划调查,发现强积金收费可能蚕食退休用的储蓄。有关收费包括管理费、受托人费、法律服务及核数师费等,若每年征
收1%费用,成员40年的累算权益会减少23%(假设每年5%投资回报),或相当于 305万的累算权益减少了
69万,若费用提高2%(由每年1%增加至3%),累算权益将会减少一半(52%),亦即
158万。而消委会调查的35个强积金计划的基金开支比率(基金的实际开支总额占基金平均净资产值的百分比)
平均为2.06%,由1.61%至2.52%
(16)。如此高昂的收费,部份原因可能是香港雇员对强积金决策无参与权,无权选择对社会负责的投资策略,却又必须参加雇主选定的计划
(智利和澳洲容许雇员自由选择基金公司),市场更加缺乏竞争。

结论:二十一世纪又如何?

经过近三十年的民间争取,最后由享有优厚丰裕退休保障的政府高官,决定实行一个曾被自己或同僚和商人严厉批评又缺乏公众支持的退休保障制度,金融保险财团成为最大得益者,可说是历史的讽刺。
过,基层团体并没有气馁。2004年以来,五十多个来自不同类别的民间团体,包括年长者、妇女、劳工、基层、复康,社区、工会、青年、社会服务、宗教及学
者,重新成立“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提出名为“全民养老金”的“部分随收随支”计划,建议利用2028前的集体储蓄,渡过2028年的人口老化高峰,
在雇员雇主的总供款率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即共10%),将当中一半供款注资入该计划,即时使每名合资格的年长者获得每月2500元的收入。经过港大精算系
教授确认,该计划可持续运作超过50年 (有关该计划的详细资料,请参考http://www.pensionforall.org.hk/),并能大幅减轻政府的公共财政负担[年老综援和高龄津贴开支是财政赤字
重要原因
)。最近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进行《本港全民退休保障意见调查2007》,结果发现76.8%的被访者赞成“政府应该为全体市民,包括所有劳动及非劳动人
口,设立一个全民养老金计划,令到所有市民系年老既时候,不论健康同生活环境如何,都可以获得一定金额既养老金”,只有11.8%反对 (http://hkupop.hku.hk/)。

不过,上面的讨论清楚显示,港式退休保障从来不单纯是一个技术或“主流民意”的问题:民间团体的新方案势将触碰庞大的既得利益,但特区的管治模式仍旧是由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当年部份关键人士照样身居要职、政策谘询过程依然充斥着扭曲的沟通、立法会则继续由工商界控制。最使人忧虑的是:今天处处仍可见政策规划向资本的利益倾斜,比殖民地时代似乎进步不了多少。另一方面,强积金制度实施几年以来每天都在文化层面上再生产人们的自顾意识:纵使对此不无抗拒。香港退休保障制度未来能否健康发展,将决定于社会民主的力量能否扭转劣势。
注释/ 参考资料:

  1. G.威廉斯(1966),《有关香港举办社会福利服务及有关事项之可能性报告》,香港政府,第七及十一章。
  2. Hong
    Kong. Inter-departmental Working Party (1967), A report by the
    Inter-Departmental Working Party to consider certain as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Hong Kong : Government Printer. 页212-213.

  3. 谭阜全 (1989),“从中央公积金看民意谘询”,载于谭阜全 、赵维生、颜文雄编,《政策透视与香港》,香港:青文书屋。
  4. 立法局 (1991),《立法局会议过程正式纪录》,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三,页776。
  5. 唐英年 (1992) , “不公平的强制性退休保障计划”,《社联季刊》, 1992年秋, 第122期。
  6. 温浩然 (2006),《八十年代香港的劳工政策──四项政策问题个案分析》(电子书本),http://www.drericwan.com/labourpolicy.htm
  7. 立法局 (1993),《立法局会议过程正式纪录》,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三,页1094。
  8. 同注 7.
  9. 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及图书馆服务部 (2005),《香港退休计划的历史发展》,香港:立法会秘书处。
  10. 立法局 (1994),《立法局会议过程正式纪录》,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
  11. 莫泰基 (1995) ,《公民参与:社会政策的基石》,香港:中华书局,页204。
  12. Lusina
    Ho (2001),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s in Hong Kong: Too Little, Too
    Late",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23, No 1, pp.65-85.

  13. 立法局 (1995),《立法局会议过程正式纪录》,一九九五年三月八日星期三。
  14. 同上,页2099。
  15. 莫泰基 (1999),《香港灭贫政策探索:社会发展的构思》,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16. 消费者委员会 (2007) ,《选择月刊》,二○○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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